幾米

　　引人註目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於24日在京閉幕。與往年全會後的歷次農村工作會議一樣，支農富民是會議的主基調。
　　確如會議所指出的那樣，因農民在人口中占比高，“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實際上，1978年至今的短短35年中，中國近7億農民脫貧致富，對全球脫貧的貢獻率高達80%。農民收入增長快，生活水平改善迅速，可以說是處於中國曆史上最好的時期。蘇東解體後的這一輪從西方世界漫向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浪潮，中國既是核心，又是發起帶動者，對整個人類生活水平提升的貢獻有目共睹。
　　鑒史知未。搞清楚中國過去35年來農民生活改善迅速的機理，才能更好地推動下一步的農民致富。
　　傳統中國是個農耕時代，向土地要食物和能源，多的是精耕細作的農業知識。政治上是獨特的皇權制下的等級制度，輔以低成本的儒教倫理治國，再加上科舉的人才選用機制，社會則以宗族為核心高度自治。結果是富甲全球千多年，無論是政治治理水平，財富累積，還是詩歌繪畫，器物工藝等，中國多是站在農業文明時代全球的頂端。
　　近代以來，中國被“西方”打敗了，打敗的實質是全球化到來，貿易和分工在全球範圍內展開的過程中，農業逐漸被工業取代，精耕細作的農業知識貶值了，售不出價了。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再到新中國成立後的公社化嘗試，中國人付出數代血淚，花了很久才明白這個道理。
　　而真正改變中國人生活生產的是工業生產的知識，也就是說，中國要富強的本質是一次國民知識的更新過程。這個新的工業生產的知識來自何處？與當年亞洲四小龍崛起的原因不同。它們多是通過把人派到歐美學習，然後再回來辦廠，引入流水線，把工業生產的知識引入。但這種方式不僅流量小，而且知識的普及和傳播成本較高。中國自1978年以來則是通過引入外資企業來解決的。企業是外源知識的最佳系統載體，隨著外企進來的包括生產、銷售、簽合同、營銷品牌等一系列知識，而且很多本文過濾掉的細節知識也跟著進來。隨著經濟特區沿海經濟開發區，以及浦東和長江流域向內地的持續次第開放，中國上世紀90年代進來的工業知識不僅僅是港台，還包括日本、歐美。這就是說，工業生產的知識，中國有多位“師傅”。
　　有了多個知識源頭，剩下的經濟增長問題就變成這些知識如何傳播了，中國又恰好找到了一條低成本的傳播途徑，就是“打工”，在“乾”中“學”。中國農民沒有積蓄，通過教育來學習工業知識，付不起學費，不僅如此，連免費教育都不行，因為這期間必須有收入來源養活自己和家人。通過進入“三來一補”企業和“血汗工廠”，農民不僅有一個收入來源，而且在打工的過程中慢慢學習了工業生產的知識。也就是說，農民的知識更新是打工活動的“副產品”，成本幾近於零。通過價格信號的引導，農民工在中國南北大規模的有序流動，完成了工業生產知識的傳播。這是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奧秘，也是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核心競爭力之源。
　　農民能否致富，收入的多少取決於其自身所擁有的人力資本(知識)。近年來，中國頻現“民工荒”，說明中國在向工業轉移農業人口做得好，“劉易斯拐點”到來，農民(工)的收入進入了快速增長通道。
　　過去35年的成功經驗表明，中國是依靠市場，依靠工業化力量使農民脫貧致富的。除了通過地區試錯並競爭摸索找到一份極好的“合約”引入工業知識外，政府對勞動力市場的干擾甚少也是重要的一條。在“市價”星光的指引下，讓勞動力自由流動，讓農民在“乾中學”，人力資本租值慢慢由低處“打”上來了，“稀缺度”增加，工資上升。
　　農民致富，靠中央的重視，靠工業反哺農業，靠糧價補貼或保護，靠派發福利，都不是重點，重點還是要靠市場機制的作用和工業化的力量。當前要做的是沿著十八屆三中全會定調的更進一步市場化的方向前行，保證勞動力市場的合約自由，減少行政力量的干擾，並改革當前主要阻礙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戶籍制。同時，對土地進一步確權，使其變成更具流動性的資產。高興的是，這次工作會議提出在2020年，要使1億進城常駐農民落戶城鎮。方向對，但力度還遠遠不夠。　　（原標題：[社論]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才是富民之本）